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

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

19世纪末，古老的中华帝国在内外交困中步履蹒跚。甲午战败的硝烟尚未散尽，列强的瓜分狂潮已然掀起。正是在这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席卷中国北方的群众性运动——义和团运动，犹如野火般迅猛蔓延，其兴起、乃至最终的悲剧性结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成为世纪之交最为激荡的篇章。

义和团并非凭空产生，其源头可追溯至清代华北地区长期存在的民间秘密结社与习武团体，如白莲教、大刀会等。这些组织往往与民间信奉（如崇拜玉皇大帝、关公、孙悟空等）相结合，并通过画符念咒、演练拳棒等方式凝结群众。至19世纪90年代，随着外国势力（尤其是传教士）深入山东、直隶等内陆省份，民教冲突愈演愈烈。外国教会凭借条约特权，往往介入地方诉讼，一些教民亦特教势欺压乡邻，导致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于是，这些原本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逐渐将矛头转向外国侵略者，形成了“义和拳”或“神拳”，并最终在口号上转变为“扶清灭洋”。

运动的风暴中央首先在山东形成。1897年的“巨野教案”后，德国强占胶州湾，山东形势骤然紧张。在此背景下，义和拳首领赵三多、朱红灯等人竖起义旗，攻击教堂，驱逐教士，声势日隆。虽然清政府初期曾进行镇压，但政策很快发生摇晃。至1900年春，义和团的主力已由山东扩展至直隶（今河北），尤其是进入天津、保定、通州等京畿要地，并最终涌入帝国的政治心脏——北京。

义和团在北京和天津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团民们头裹红黄巾，腰缠红带，手持大刀长矛，设坛练拳，游行于市。他们焚烧教堂，拆毁铁路电线，攻打售卖洋货的商铺，并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事物进行攻击。北京城内拳坛林立，据记载最多时达八百余所，上至王公贵族（如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下至平民百姓、兵丁杂役，均有参与。当时京津地区局势概览如下：

地区主要活动标志性事件/地点大致时间北京设坛练拳，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王府、寺庙遍设拳坛；慈禧太后多次召见团民首领1900年6月-8月天津与清军聂士成部联合抗击联军，攻打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义和团闻名坛口：吕祖堂、天后宫1900年6月-7月直隶广大乡村焚毁教堂，打击教民势力，破坏铁路、电报线涿州成为义和团进入北京的集结点1900年春夏季

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态度经历了“剿—抚—剿”的复杂过程。在运动初起时，山东巡抚毓贤等人对义和团采取了默许乃至招抚的态度。而清廷中心，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因对列强干预其废立光绪皇帝（即“己亥建储”）一事极度不满，加之误信列强欲迫其归政的谣言，最终决定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对抗外国压力。1900年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同时，下令招抚义和团，并命清军与义和团共同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

清廷的宣战导致了八国联军的武装干涉。英、法、德、美、俄、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自天津大沽口登陆，向北京进犯。尽管义和团民和部分清军（如聂士成部）进行了英勇抵挡，但血肉之躯终究难敌近代化炮。7月14日，天津陷落；8月14日，北京失守。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史称“庚子西狩”。

联军占领北京后，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和掠夺。北京城再次遭受浩劫，大量贵重文物和财产被抢掠一空。与此同时，清廷态度急转，下令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在联军的剿杀和清政府的背叛性镇压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最终失败。

运动的直接后果是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这份空前屈辱的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本息合计近9.8亿两），拆毁大沽炮台，答应外国驻军，并设立“使馆区”，使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条约签订前后，清政府也迫于压力开始了所谓的“新政”改革。然而，义和团运动的深刻影响远不止于此：它一方面以惨烈的方式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极大地促进了革命思潮的兴起；另一方面，其盲目排外和笼统仇洋的局限性，也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纵观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整个过程，它是一场交织着爱国主义、民间宗教狂热、封建蒙昧色彩和巨大历史悲剧的复杂运动。它是底层民众在民族危亡关头自发形成的、以原始方式进行反抗的集中爆发。其“扶清灭洋”的口号，既反映了朴素的爱国情怀，也体现了对近代文明冲击的扭曲回应和对封建朝廷的模糊熟悉。这场运动如同一面多棱镜，映照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在传统与近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烈碰撞下的混乱、挣扎与求索，成为此后中国历史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个重要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