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实行均田制缓解土地兼并

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上，均田制作为一项抑制土地兼并、调节社会矛盾的重要制度，主要盛行于北魏至唐中期。元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其土地制度虽未严格遵循前代均田制模式，但也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均田性质的土地政策，试图缓解日益严峻的土地兼并问题。本文将梳理元朝土地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土地兼并的遏制作用。

元朝土地问题的历史背景

元朝建立初期，蒙古贵族通过战役掠夺、圈占等方式获取大量土地，形成“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据《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全国登记在册的田亩仅一百八十余万顷，而实际耕地面积远超此数，大量土地被贵族、寺院隐匿占有。土地的高度集中导致自耕农破产，流民激增，社会矛盾尖锐化。

元世祖时期的土地调控措施

忽必烈即位后推行汉法改革，在土地治理方面采取重要举措：

1. 括户括田运动：至元八年（1271年）设立司农司，“遍括天下户口”，清查隐匿土地。至元十七年（1280年）颁布《户口条画》，规定“诸人不得私下分拨田土”，违者没收土地。此次清查使官方把握田亩数增至一百八十四万余顷。

2. 职田分配制度：对官吏实行职田制，按品级授予田地（正一品16顷，递减至从九品1顷），同时严禁官吏强占民田。大德元年（1297年）更明确规定：“职官公田，佃户不得过五百户”。

3. 限田令的颁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下诏：“富室有田不过三百亩”，成为元代首次明确的限田政策。此政策虽执行困难，但表明朝廷抑制兼并的态度。

屯田制度的规模化推行

元朝将屯田作为调节土地分配的重要手段，规模远超前代：

屯田类型分布区域至元年间规模 军屯腹里及边疆17.5万余顷 民屯两淮、河南6.2万余顷 寺院屯田全国主要寺院3.3万余顷

据《元史·兵志》记载，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全国屯田面积达二十七万顷，约占全国耕地的15%。屯田制使无地农夫获得耕作机会，客观上起到均田效果。

针对特别群体的授田政策

元朝对特定群体实施定向土地分配：

1. 儒户授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诏令：“江南诸路学田，旧隶官府者，悉归本学”，保障教育用地。镇江路学田曾达万亩，后因豪强侵占减至三千亩，经朝廷干预得以恢复。

2. 站户养赡田：为维持驿站系统，授予站户“养赡田”五十亩，免纳赋税。大德六年（1302年）重申该政策，防止站户田产被侵夺。

3. 蒙古军户授田：对戍守中原的蒙古军人，“每户给田四百亩”，使其转为农耕经济，减少对民田的侵占。

抑制土地兼并的法制建设

元代法典中增设土地保护条款：

• 《至元新格》规定：“典卖田宅须经官府验实”，遏制豪强巧取• 大德元年（1297年）立法：“诸王不得擅括民田”，限制贵族特权• 至大二年（1309年）颁《田令》：“凡典卖田土，过割赋税”，堵塞土地隐匿漏洞

政策实施的现实困境

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但土地兼并仍愈演愈烈：

1. 赐田制度的泛滥：元代赐田规模空前，晋王甘麻剌获赐五万顷，弘吉剌部更得十万户封地。据统计，元代赐予贵族的总田亩超过全国田赋的六分之一。

2. 寺院经济的扩张：大护国仁王寺拥有田地十万七千顷，大承天护圣寺更达十六万顷。至顺元年（1330年）朝廷不得不下令：“寺院田过五百顷者，余田分给贫民”。

3. 包税制的危害：实行“扑买”制后，色目商人通过包税权强占民田，真定地区曾出现“一商人括田三十万顷”的极端案例。

土地兼并的社会后果

延祐年间（1314-1320）土地危机全面爆发：

• 至治二年（1322年）河南行省报告：“富家占田多达千顷，佃户至万家”• 至正五年（1345年）全国流民达二百余万户，占在籍户口的三分之一• 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直接提出“摧富益贫”的土地诉求

历史评价

元朝的土地政策呈现矛盾性：一方面通过括田、屯田、限田等手段试图抑制兼并；另一方面又因民族特权维护导致政策失效。相较于唐代均田制的系统性，元代措施更具权宜性。正如《元史·食货志》所总结：“田制之弊，未有如元季之甚者”，反映出制度性改革的失败。但元朝在土地登记（鱼鳞册）、赋税改革（税粮制）方面的尝试，仍为明代土地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