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枋得拒降守节儒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宋元鼎革之际涌现出无数坚守气节的仁人志士，他们以生命践行儒家忠义理念，为后世树立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其中，谢枋得以其拒降守节的壮烈事迹，尤为震撼人心，成为“宋末三杰”之外诠释儒家士大夫气节的又一典范。

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人，生于南宋宝庆二年。他自幼聪慧，博通经史，与文天祥同科进士及第，却因在殿试对策中直言抨击权宦董宋臣而遭贬斥，仕途崎岖。然而，这恰恰锤炼了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品格。德祐元年，元军大举南下，国势危如累卵。谢枋得临危受命，出任江西招谕使，知信州。他散尽家财，招募义兵，浴血抗元。信州失陷后，他隐姓埋名，流亡于福建建阳一带，以卖卜教书为生，但内心始终燃烧着故国之思与不屈之志。

南宋灭亡后，元朝为巩固统治，亟需笼络南方士人。忽必烈多次下令征召南宋有名望的遗臣出仕，史称“求贤”。在此背景下，谢枋得因其崇高的声望，成为元廷重点招降的对象。然而，对于信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谢枋得而言，向异族新朝称臣，无异于背叛故国与毕生信奉。他的拒降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系列坚定决绝的行动。

时间事件谢枋得的态度与行动体现的精神内核至元二十三年元朝尚书留梦炎（谢枋得故友、南宋降臣）举荐。撰写《却聘书》，严词拒绝，并挖苦留梦炎失节。坚守政治气节，不与变节者为伍。至元二十五年元朝福建行省参政管如德奉旨江南求贤。再度果断推辞，并开始绝食。以生命为代价，表明不事二主的决心。至元二十六年元朝执政者强令福建地方官将谢枋得押送大都。自离家起即开始绝食。北行途中，仅靠少量蔬菜水果维持微弱生命。将北上之路视为殉道之旅，以绝食进行最后抗争。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初五抵达大都，安顿于悯忠寺。见寺内纪念曹皇后的碑文，恸哭不已，最终绝食殉国。以身殉道，完成对故国与儒家忠义观的最终实践。

谢枋得的守节，根植于深厚的儒家思想土壤。他所践行的，是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教诲，是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在他的《却聘书》中，他清楚地阐述了为何不仕新朝：“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他心中，为守忠义而死，其重泰山；屈膝偷生，其轻鸿毛。这种将道德气节置于生命之上的价值观，是秦汉以来，尤其是宋代理学兴起后，士大夫阶层普遍追求的精神境界。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与谢枋得的选择异曲同工，共同构成了宋末悲壮激昂的气节交响。

谢枋得之死的影响深远而复杂。从元朝统治者的角度看，其拒降殉节无疑是一次政治挫败，但也从反面衬托出元廷对江南士人软硬兼施策略的另一方面——即对不屈者的某种容忍（未直接处死），这或许可视为一种政治上的权衡。而在汉族士人特殊是遗民群体中，谢枋得的死产生了巨大的精神激励作用。其门生故友私相悼念，其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他的文集，尤其是那些布满家国之痛、气节之坚的诗文，成为后世仁人志士在民族危难时刻汲取力量的精神源泉。明初修《元史》，将其列入《忠义传》，确立了他在官方历史叙事中的崇高地位。

扩展来看，谢枋得的守节并非孤立事件。它是宋元之际遗民现象的一个典型切片。与之相呼应的，有隐居不仕、著书明志的郑思肖（画无根兰，著《心史》），有投海自尽的陆秀夫，也有前半生抗元、后半生隐居著述的王炎午等人。他们共同选择了一条不与新朝合作的道路，但其详细表现形式各异：或殉国，或隐逸，或从事文化上的抵挡。谢枋得选择了最为激烈和彻底的殉道方式。此外，他的拒降与明清易代之际许多士人的选择形成了历史对话。后世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在面临类似境遇时，其思想与行动中亦能看到对谢枋得等先贤精神的继续与反思。

总之，谢枋得拒降守节的一生，是一首用生命谱写的正气歌。他不仅是一位抗元义士，更是一位儒家道德理想的坚定实践者。在朝代更迭的宏大历史悲剧中，他以个体的决绝选择，诠释了“节义”二字千钧之重，成为中华文明血脉中忠贞气节传统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的故事，穿越时空，至今仍在提醒世人：有些价值，值得用生命去扞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