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大征始末

万历三大征始末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其执政中后期的万历二十年（1592年）至二十八年（1600年），明朝接连在西北、西南和朝鲜半岛发动了三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史称“万历三大征”。这三场战争——宁夏之役、朝鲜之役（壬辰倭乱）和播州之役，虽战场相隔万里，性质迥异，却共同构成了万历朝中后期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图景，深刻影响了明朝的国运走向。

一、宁夏之役（1592年）

宁夏之役是平定蒙古族将领哱拜、哱承恩父子的叛乱。哱拜原为蒙古鞑靼部酋长，降明后因战功累升至宁夏副总兵，其家族在宁夏势力盘根错节。万历二十年二月，哱拜因与巡抚党馨矛盾激化，联合蒙古河套部落，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据宁夏城反叛，并企图割据西北。明廷闻讯，急调魏学曾为总督，后以叶梦熊替代，并命李如松（辽东名将李成梁之子）提督陕西军务，率辽东、宣大、山西等镇精锐，以及麻贵等将领前往平叛。明军采取围城打援、水攻困敌之策，至当年九月，城破，哱拜自焚，哱承恩被擒，叛乱平息。此役虽速定，却耗费巨额粮饷，暴露了明朝边军将领骄纵、尾大不掉的问题。

二、朝鲜之役（1592-1593年，1597-1598年）

这是三大征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战役。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野心膨胀，妄图以朝鲜为跳板征服明朝。万历二十年四月，日军十余万渡海，朝鲜壬辰倭乱爆发。朝鲜军备废弛，日军两月内攻陷王京（汉城）、开城、平壤，朝鲜国王李昖逃至中朝边境求救。明廷深知“唇亡齿寒”，决意援朝。同年十二月，明军先锋祖承训受挫，次年正月，李如松率四万余明军入朝，取得平壤大捷，一举收复平壤，随后在碧蹄馆遭遇挫败，双方进入相持和谈阶段。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因和谈破裂，日军再次侵朝（丁酉再乱）。明廷任命邢玠为总督，杨镐、麻贵等为经略、提督，增调水陆军援朝。战役要害转向海上，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朝联军在露梁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日军溃退，战役结束。此役捍卫了东亚宗藩体系，但极大消耗了明朝国力。

战争阶段要害时间明军主要将领决定性战争结果与影响第一次抗倭1592-1593年李如松、祖承训平壤大捷收复平壤，日军退守半岛南部，进入和谈。第二次抗倭1597-1598年邢玠、麻贵、陈璘（水师）、邓子龙露梁海战歼灭日军主力，日军彻底退出朝鲜，丰臣政权衰落。

三、播州之役（1599-1600年）

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自唐乾符年间起由杨氏土司世袭统治，历八百余年，至明已呈半独立状态。末代土司杨应龙桀骜不驯，与明四川、贵州地方官矛盾尖锐，且屡有暴行。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杨应龙时叛时降，终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大举反叛，攻掠贵州、湖广多地，屠綦江，震惊西南。明廷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正月，命李化龙总督四川、湖广、贵州军务，调集二十四万兵马（含部分土司兵），分八路大军进剿。明军克服山地险阻，步步为营，于同年六月攻破杨应龙最后据点海龙屯，杨应龙自焚而死。此役标志着西南土司制度由盛转衰，明朝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加强了对西南的直接控制。

三大征的总体耗费与影响

三大征均以明朝胜利告终，暂时稳固了边疆，维护了帝国权威。然而，连续的大规模用兵给明朝财政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据《明史·食货志》等记载，三大征军费浩繁，详细情况概略如下：

战争名称持续时间大致耗费银两主要财政来源宁夏之役约7个月200余万两太仓库、地方协济朝鲜之役前后7年超过780万两太仓库、加派田赋（如“辽饷”先声）、开捐例播州之役约114天（总攻阶段）约200-300万两多方筹措，加重西南各省负担

总计耗费超过一千二百万两白银，这几乎耗尽了张居正改革所积攒的国库储备。为应对危机，明廷不得不加征赋税，“万历三大征”因此成为明末“三饷加派”的序曲，民间负担剧增，社会矛盾激化。军事上，虽然获胜，但精锐边军（如辽东、戚家军旧部等）在战役中损失惨重，尤其是朝鲜之役极大地削弱了辽东防备力量，为日后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政治上，万历皇帝在三大征期间尚能勉力支撑，但战后更是深居简出，君臣隔阂加剧，朝政日益糜烂。

综上所述，万历三大征是明王朝在国力尚存情况下，为维系其统治秩序和东亚主导地位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努力。它犹如帝国夕阳下的最后一次全力挥剑，光辉却惨烈。胜利的光环无法掩盖国力虚耗的本质，这三场战役犹如一副沉重的枷锁，加速了明朝走向衰亡的进程，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末农夫战役与明清易代。因此，三大征不仅是军事史的重要篇章，更是研究明末政治经济结构崩溃不可忽视的要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