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度宗荒怠误国

南宋末年，王朝已步入风雨飘摇的黄昏。理宗赵昀后期，国势日蹙，权相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相继弄权，朝政腐败，民生凋敝，而北方的蒙古铁骑则如日中天，虎视眈眈。在此危局之下，公元1264年，理宗驾崩，其侄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度宗的登基，非但未能力挽狂澜，反而因其个人的极度荒怠，加速了南宋王朝的覆灭进程，其统治堪称南宋灭亡前最黑暗、最令人扼腕的篇章之一。

赵禥先天资质平庸，史载其“资识内慧，七岁始言”，智力发育迟缓。虽经精心培养，但其天资实在有限。更为致命的是，他即位后，迅速沉溺于享乐，怠于政事，将本已千疮百孔的帝国推向了深渊。其荒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沉湎酒色，荒废朝政

度宗对女色的贪恋达到了令人震动的地步。据记载，他登基之初便广选美女充实后宫，其后宫嫔妃数量庞大。夜纵情声色，宴饮无度，史书直言其“以酒色自戕”。更荒唐的是，他甚至将处理政务的场所——批答殿章——变成了淫乐之地，常召妓入宫，在批阅奏章的御案旁行苟且之事。其精力尽耗于此，自然无心也无力过问国家大事。理宗时期尚能维持的“经筵”（皇帝学习经史、与大臣议政的制度）在度宗朝形同虚设，他很少出席，即使出席也心不在焉。

二、 委政奸佞，贾似道专权

度宗不仅自己怠政，更将朝政大权完全委任于奸相贾似道。贾似道是理宗后期就已权倾朝野的人物，以善于弄权、欺上瞒下著称。度宗对贾似道极其依靠，尊称其为“师臣”，甚至答应贾似道入朝不拜。贾似道则利用度宗的昏庸，变本加厉地专权跋扈。他通过“打算法”清算异己将领，推行祸国殃民的“公田法”，强征民田，搞得民怨沸腾，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同时，他封锁前线真实战况，粉饰太平，使度宗完全沉浸在虚幻的安稳之中。襄阳、樊城被蒙古大军围困数年，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来，贾似道却隐匿不报，或轻描淡写，度宗竟也毫不知情，或不予深究。

三、 战略昏聩，坐视襄阳沦陷

襄阳（今湖北襄阳）与樊城，地处汉水中游，是南宋抵御蒙古南下的最重要战略屏障，被称为“国之西门”。自咸淳四年（1268年）起，蒙古名将阿术、刘整等率重兵开始长期围困襄樊。面对如此生死存亡的关头，度宗和以贾似道为首的朝廷反应迟钝，应对失策。

时间 (咸淳年号) 襄樊战场事件 朝廷应对情况 四年 (1268) 蒙军筑鹿门、白河口等堡，开始围困襄樊。 贾似道隐匿军情，未组织有效反制。 五年 (1269) 蒙军增兵，筑万山城，切断宋军西路援兵及粮道。 宋廷仅派少量部队象征性增援。 七年 (1271) 蒙军水陆并进，围攻加剧。宋将张顺、张贵率民兵冒死突破封锁线输送物资，壮烈牺牲。 度宗在贾似道蒙蔽下，仍未意识到事态严峻性。虽有李庭芝等将领力主救援，但受贾似道掣肘，援兵不足。 八年 (1272) 蒙军使用回回炮攻城，樊城陷落。襄阳守将吕文焕孤立无援。 贾似道仍不遣主力救援。度宗偶然问及，被贾似道以“北兵已退”搪塞。 九年 (1273) 二月 守城六年，弹尽粮绝的吕文焕在蒙军许以高官厚禄下，献襄阳城投降。 襄樊失守的消息传来，度宗方如梦初醒，言“朕何以至此？”然悔之晚矣。

襄阳的陷落，意味着南宋长江中上游防线的崩溃，门户洞开。蒙军自此可顺汉水、长江而下，直逼南宋腹地。此役不仅是军事上的惨败，更是南宋朝廷昏聩无能、自毁长城的集中体现，度宗和贾似道难辞其咎。

四、 财政崩溃，民心离散

在贾似道的操纵下，南宋财政早已千疮百孔。“公田法”名为抑制兼并，实则强行低价收购民田，导致大量自耕农破产，土地荒凉，国家税收锐减，而收购来的公田治理不善，收益甚微。同时，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尤其是应对蒙古威胁）和宫廷的奢侈消费，朝廷只能加征赋税，滥发纸币（会子），导致通货膨胀严峻，物价飞涨，百姓苦不堪言。军队也因粮饷不济、权臣打压而士气低落。度宗对此既无洞察，亦无良策，任由国家根基朽坏。

五、 错失时机，加速灭亡

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年仅三十五岁的宋度宗在无尽的酒色中掏空了身体，一命呜呼。他留下的是一个财政破产、军备废弛、防线崩溃、人心涣散的烂摊子，以及年仅四岁的幼子赵㬎（宋恭帝）。在他统治的十年间（1264-1274），正是蒙古忽必烈稳定内部、全力备战灭宋的要害时期。忽必烈雄才大略，志在混一宇内；而宋度宗则昏聩，醉生梦死。两相对比，胜败之势早已注定。度宗死后仅三年（1276年），元军（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便攻占临安，俘虏恭帝及谢太后，南宋实质上灭亡。

总结：

宋度宗赵禥的统治，是南宋灭亡前夕最典型的君主荒怠、权臣误国的样本。他智力平庸，却无自知之明；身处末世，却无警醒之心。他将个人置于国家安危之上，将治国大权拱手让予祸国巨奸贾似道。在关乎国运的襄樊保卫战中，他的昏聩和贾似道的私心，导致了长达六年的围城战最终以惨痛沦陷告终，彻底断送了南宋的防备屏障和抵挡意志。他的纵情声色透支了帝国的元气，他的不理朝政加速了王朝的腐朽。宋度宗，以其极致的荒怠，为南宋的覆灭按下了快进键，其名亦因此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世帝王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他的故事深刻揭示了：在帝国生死存亡之秋，君主的责任与能力是何等重要，而怠惰与昏庸所带来的，只能是无法挽回的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