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大礼仪事件

嘉靖大礼仪事件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因其无子嗣，皇位继续出现真空。根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内阁首辅杨廷和等朝臣与张太后商议，决定迎立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之长子朱厚熜入继大统，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这一决定看似平稳地解决了皇统危机，却意外引发了一场持续近二十年、震惊整个明朝政治格局的激烈斗争，史称“大礼仪事件”，或称“议礼之争”。这场表面关于礼仪名分的争论，实质是皇权与官僚集团、新兴政治势力与旧有文官体系之间的一次深刻权力博弈。

事件的在于世宗即位后不久，便要求尊崇其本生父母。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坚持认为，世宗既然以武宗之弟的身份继续大统，就应过继给孝宗（武宗之父）为子，从而在宗法上成为武宗的亲弟弟。因此，世宗应称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生母蒋妃为皇叔母。这套方案旨在维护“继统”与“继嗣”合一的传统礼法，确保皇位传承在宗法上的纯粹性。然而，年仅十五岁的嘉靖皇帝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抵触，他坚持要追尊亲生父母为皇帝和皇后，认为“继统不继嗣”，自己是接受遗诏继续皇位，并非给孝宗当儿子。

双方就此展开拉锯。最初，杨廷和利用内阁权力多次封还世宗的谕旨，朝中大多数官员也支持内阁。嘉靖元年（1522年），在张太后压力下，世宗暂时妥协，称孝宗为皇考，生父母为“本生父母”，但争端并未平息。转折点出现在嘉靖三年（1524年），南京刑部主事张璁上疏《大礼疏》，提出“继统不继嗣”的理论，有力支持了皇帝的主张。世宗得此支持，态度愈发强硬。杨廷和于同年二月致仕，但斗争反而升级。七月，世宗在左顺门召见群臣，公布去除生母尊号中的“本生”二字，等同于将其完全置于与孝宗皇后平等的地位。此举引发了“左顺门事件”：包括九卿、翰林、科道官员在内的二百余位朝臣跪伏于左顺门外痛哭抗议，声震宫阙。世宗下令逮捕为首者，次日又将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一百三十四人廷杖，其中十六人因伤重而死。这场大规模廷杖彻底击溃了反对派的集体抗争，皇权取得决定性胜利。

此后，议礼完全按照世宗的意愿推进。其生父被追尊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生母为“章圣皇太后”，孝宗则改称“皇伯考”。嘉靖十七年（1538年），世宗更进一步，将其生父的神主祔入太庙，庙号“睿宗”，位次在武宗之上，祭奠礼仪几乎与开国皇帝等同。大礼仪事件至此以世宗全面胜利告终。

这场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其影响远超礼仪本身，深刻重塑了明代中期的政治生态：

一、皇权强化与阁权演变。世宗通过打击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旧官僚集团，树立了绝对权威。他提拔张璁、桂萼、夏言等支持议礼的官员进入权力中枢，这些“议礼新贵”多出身较低，对皇权依附性强，使得内阁逐渐从制约皇权的机构，演变为皇权的执行工具，开启了明代阁臣倾轧、权力高度依靠皇帝信任的新阶段。

二、政治清洗与风气转变。左顺门廷杖是对士大夫集团的一次沉重打击，直言敢谏的风气受挫。此后，官员们或噤若寒蝉，或转而迎合上意，争相以撰写赞颂议礼的“青词”邀宠，政治投机风气蔓延，为严嵩等权臣的崛起创造了环境。

三、礼制与思想的冲击。事件挑战了程朱理学奉为圭臬的宗法礼制，张璁等人的理论客观上刺激了心学等非正统思想的活跃。王阳明虽未直接参与，但其弟子多有支持议礼者，心学思想与反传统的议礼主张存在某种内在共鸣。

以下是事件要害节点与主要参与人物简表：

时间（嘉靖纪年）公元纪年要害事件核心人物即位之初1521年世宗要求尊崇本生父母，与杨廷和等朝臣产生分歧。朱厚熜、杨廷和嘉靖三年正月1524年南京张璁上《大礼疏》，提出“继统不继嗣”，获得世宗赏识。张璁嘉靖三年二月1524年首辅杨廷和致仕。杨廷和嘉靖三年七月1524年左顺门事件，二百余官员跪谏，世宗镇压，大规模廷杖。朱厚熜、群臣嘉靖三年九月1524年诏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献皇帝为皇考。朱厚熜嘉靖十七年九月1538年追尊献皇帝庙号为睿宗，祔入太庙。朱厚熜

此外，与大礼仪事件相关的扩展历史内容还包括：“孝宗一脉的断绝”是事件的背景，孝宗仅武宗一子，武宗无子导致大统旁落；“张太后的角色”，作为武宗生母、孝宗皇后，她最初支持杨廷和，但后期影响力被世宗刻意削弱；“太庙制度的变更”，为将生父祔入太庙，世宗不惜改动太庙规制，甚至迁祧了明仁宗的神主，破坏了庙制传统；“《明伦大典》的编纂”，事件结束后，世宗下令编纂此书，将议礼过程定为官方正史，以意识形态巩固胜利成果。

综上所述，嘉靖大礼仪事件绝非简朴的名分之争。它是一场以礼法为战场的政治革命，标志着明代皇权在与文官集团的抗衡中走向新的高峰，同时也埋下了后期党争激烈、政治腐败的隐患。其波澜影响直至明末，是理解明代中后期政治史不可或缺的要害一环。